“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消费率必须实现跨越。”
12月1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说道。
他表示，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从国际上看，一国消费率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阶段，消费率会下降；而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消费率将显著回升。而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水平。消费率跨越关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要实现消费率的跨越，既在于做大蛋糕的收入效应，也在于分好蛋糕的分配效应。如何改善收入分配？蔡昉通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占比等指标，系统剖析了中国收入分配现状。他认为，要打通的堵点是解决城镇结构性就业矛盾。
基尼系数作为整体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指标，其改善与我国工资上涨、脱贫攻坚、劳动者权益改善、社保建设成效紧密相关。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距离0.4的收入差距标准尚有距离，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下。蔡昉建议，应该将基尼系数作为中国2035年的收入分配目标，到2035年我国基尼系数应尽量接近或低于0.4。
城乡收入差距自2008年起明显缩小，但是基尼系数处于徘徊，既说明城乡差距缩小不足以带动整体收入差距缩小，也说明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也意味着收入不平等根源和性质发生变化，就业主要矛盾从总量性到结构性。
城镇结构性就业矛盾与技术升级带来的“就业破坏”有关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岗位创造和流失，2012年后城镇累计创造岗位1.7亿，流失0.5亿，净增1.1亿。随着技术显著升级，岗位流失已呈现加速势头，这是经济学中“创造性破坏”的必然。而不断成熟的人工智能，则会预期强化这个岗位流失的趋势。
结构性矛盾体现在重点人群就业向年龄两极分化：青年劳动者因人工智能替代入门技能面临就业障碍；大龄劳动者则因技能鸿沟、数字鸿沟甚至“智能鸿沟”更加脆弱。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导致结构性失业、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就业质量、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新形态化的就业人员越来越占主体。新形态化的就业增多，容易发展出一定程度的就业非正规化。人工智能将在口径上扩大范围和规模，以二分法加剧劳动力市场分化，改变就业方式，对工资增长、社保覆盖和权益保障构成挑战。
“新形态化就业的趋势，意味着很多人不再回到单位上班。我们的政策方向不是让人们回归有单位的传统就业形态，而是让新就业形态‘正规化’，健全劳动者权益与社会保障覆盖制度，让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就业人群。”他说。
为解决城镇结构性就业矛盾、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蔡昉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改善人力资本首先要从教育入手，应该整合资源提高教育均等化水平。比如留守流动儿童进入同等质量学校幼儿园，获得额外干预机会；应延长义务教育或免费基础教育年限，向前延伸至学前教育、向后覆盖高中教育等阶段；将中职资源转移到终身在职培训；用政策举措推动区域更均衡的高等教育发展。
其次，在政策端发力消除就业年龄歧视与技能缺口。随着劳动力人口中大龄劳动者比例上升，应修订就业相关法律，消除就业年龄歧视；公共就业服务要聚焦技能和创新机制，消除技能缺口；未来应形成教育与培训一体化的终身学习体系，通过培训缩小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差距，规避大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低的弱势群体。
另外，应显著强化再分配力度。中国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仍有巨大潜力，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占比仍显著低于OECD国家。同时，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也需提升，以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福利兜底功能。
“西方‘涓流经济学’已证明失效，我们必须依靠政府积极作为，通过再分配纠正市场分配结果。从‘十五五’开始，中国应在持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更显著地转向‘分好蛋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释放消费潜力。”蔡昉说。
盛多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